十年之前的1998年,红蜻蜓300家直营店在浙江等30多城市铺开,这一年,钱金波赔了5000万,如今,最新胡润富豪榜上,钱金波的身价高达30亿元。
创业这条路上多坎坷,成功人士多的数不胜数,从一无所有到32岁赚到1个亿,从亏损5000万到身价30亿,钱金波的财富数字一直在改写,惊人翻身,那么,他的红蜻蜓还能飞多高、飞多远呢?
红蜻蜓老板的第一个“亿”怎么赚来的?
永嘉县茗岙乡岩山村钱氏宗祠落成
红蜻蜓创始人钱金波,生于1964 年,祖籍浙江永嘉。大儿子钱帆的婚礼上,钱金波亲手送给他一本《钱氏家训》。钱金波认为,在生活中,家庭最为重要;因此,他常引用《钱氏家训》家庭篇中那句话,来教导后代:“娶媳求淑女,勿计妆奁。嫁女择佳婿,勿慕富贵。”
据钱氏谱局纂修的浙江温州乐清《白石钱氏宗谱》记载,“始迁祖为程,字循道,原籍杭州,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徙居此。”去年3月,位于永嘉县茗岙乡东南部的岩山村钱氏宗祠落成,祠堂门口“钱氏宗祠”匾额,系外交部长钱其琛亲笔。
北宋初年所制《百家姓》里第一句,“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”, 钱姓排在第二位。钱氏一族,老祖宗就是吴越王钱镠,浙江钱氏,名门望族、千年不衰!若据乐清白石的《钱氏宗谱》记载,因战乱缘故,钱王后人其中一分支,逃到乐清白石,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(注:公元977年,系宋太宗赵匡义年间),之后才辗转来到永嘉岩山,并于此落地生根,开枝散叶。
大体梳理一下,钱金波家族,属于“岩山钱氏”后裔,而“岩山钱”属于乐清“白石钱”的一个分支。乐清白石钱氏始祖,系钱镠五世孙。吴越王钱弘俶子、西昆体诗人钱惟演任温州刺史时,其侄儿钱车呈“因游乐清,爱白石风土之嘉,遂徙居焉”,迁居于此的车呈公,成了白石钱氏始祖。
红蜻蜓创始人、董事长钱金波
奥康也好,红蜻蜓也好,都是温州永嘉的知名品牌,不管哪一家,都离不开这两家“前世今生”创业史。钱金波生于1964年,比奥康创始人王振滔大一岁,也是王振滔当年创办奥康的合伙人之一,且彼此是做木匠师兄弟,还是亲戚,王振滔的太太林丽琴,是钱金波的外甥女,若称呼起来,王振滔要喊钱金波舅舅。
生长在美丽的楠溪江畔,风景秀美,不过,钱金波自小家境贫寒,兄弟姐妹也多,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,上面还有5个姐姐和一个哥哥。据说,钱金波都初中时,偏科严重,数理化成绩很差,中考前就辍学了。
姐夫中有做油漆的,在当地蛮有名,钱金波也就当了学徒,不过,钱金波做漆工的时间并不长,因为另一个姐夫是木匠,他就改行做木工。18岁那年,钱金波离开永嘉去了武汉,开始闯天下,而当年与他一起除外做木匠活的,其中就有他的师弟王振滔。
钱金波的木匠生活,只干了4年,温州永嘉,有着做皮鞋的传统,是“温州鞋”的发源地之一,后来,钱金波与王振滔甩掉木匠担,加入“卖鞋大军”; 两年后,又合伙改行开店卖鞋。
红蜻蜓“中国鞋文化博物馆”
“算了,再跑也跑不动了,与其为他人做嫁衣,不如自己干!”1988年,假冒伪劣的“温州鞋” 成了“千夫所指”、人人喊打,武汉店也被当地工商部门查抄没收。跑回老家永嘉的王振滔、钱金波和另外一个合伙人,一起创办了奥康的前身——永康奥林鞋厂。起名“奥林”,就是取意于“奥林匹克”,这是一个家庭作坊式工厂,3万元起步,一台制鞋机,外加几个工人。当时,王振滔主抓推销,钱金波则负责生产,一个主外一个主内,合作无间。
由于理念难以协调,加上“家族式”管理等矛盾丛生,王振滔、钱金波双方决定“和平”分手。王振滔继续创奥康,而钱金波则创办了红蜻蜓,因此,奥康、红蜻蜓这两个国内鞋业品牌,“本是同根生”。 分家时,他们采取“好合好散”方式,奥康产业归王振滔,而钱金波则获得一笔现金。
1995年3月,钱金波掏出50万积蓄,租了500平米的厂房,创办了“红蜻蜓”。为什么取名“红蜻蜓”? 钱金波说,“算是对儿时的记忆”,小时候捉蜻蜓、摸蟋蟀,这年,钱金波31岁。
温州是制鞋之都,鞋铺到处都是,钱金波觉得,那时的温州鞋“不土不洋,做来做去就是那么几个印花”。于是,他决定从设计入手,走出自己的创意之路。也许是机缘巧合,在意大利都灵,他遇到了一个设计大师,而且这位师傅的女儿是在中国留学,也多了一份对中国文化元素的理解。
这一年6月,打着烫金的红蜻蜓LOGO的第一批皮鞋出厂,款式是当年意大利的最新款,可价位仅是对方的1/10,200元至700元之间。在32岁那年,钱金波的红蜻蜓营业额,就突破亿元大关。
红蜻蜓总部
刚刚实现“一个亿”小目标,转眼到了1998年夏天,洪水漫淹下的中国南方,当大家忙于抗灾时,红蜻蜓也遭“灾”—— 4万多双红蜻蜓的新款凉鞋,卖不出去了。钱金波急呀,与公司50多名销售人员,去安徽跑湖北还北上山东,四处推销,可一季度过去了,营收的账单并未有多少起色,怎么办?
思路决定出路,格局决定结局。一名湖北恩施的员工,在老家租了一间15平的小店面,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连轴转,吆喝声下,2000双凉鞋全部卖掉了。这件事让钱金波意识到,终端直营销售的潜力有多大。第二年,一家家红蜻蜓直营店开了起来,全国30城开300店。
规模化经营后,钱金波钱多了,脑子也发热起来;搞了皮具,做起了小额贷款,还涉足房地产,加上鞋业,“五朵花”四处开花;可到2005年,受市场环境变动,以及原材料、人工成本的大幅攀升,钱金波苦叹:“一不小心成了接盘侠,赔了5000多万。”
苦厄与烦恼之中,跑到寺庙呆了两个礼拜,钱金波静下心来深刻反省自己。红蜻蜓10周年庆典上,钱金波宣布,除鞋业以外的产业,全部“归零”。
通观那些百年家族企业,基业长青之道中,有一条最重要,那就是专注。惟有专注,才能专业,也惟有专业,才能卓越。做事业,最忌讳“朝三暮四”、鸭子踩臭沟到处插一脚。
“红蜻蜓”能飞多高?
红蜻蜓品牌馆
2015年6月,红蜻蜓登陆深交所,企业上市让钱金波身价倍增,市值高峰时个人身价高达43亿元。
从2005年亏损5000万,到2015年身价43亿,十年之间,钱金波干了什么事,才如此绚丽转身呢?
梳理一下,大体有三大方面:(1)产品定位。钱金波请的那位意大利设计师告诉他,意大利的皮鞋为啥贵?质量好的一方面,可价格高更是由于数量少,一款新品,产量也就那一点。对于红蜻蜓而言,一味模仿意大利商业模式,肯定行不通。于是,钱金波对产品做了新的定位,要做“奢适品”,而非“奢侈品”,通俗讲,就是精品路线。
(2)对标ZARA模式。包括设计流程、采购和生产流程、物流配送、销售流程等在内,全球服装连锁巨头——ZARA成功的商业创新模式,一直是行业内的取鉴对象,也吸引不少企业跟随模仿。
对标ZARA,钱金波从直营店的品类入手,红蜻蜓品牌的鞋子、皮具、男女装、饰品一起上架。另外,网上订货、供应链等环节,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,企业上市前,营收一举上了一个大台阶,30多亿!
红蜻蜓在温州举办“千年鞋韵”活动
(3)直营店经理获股权激励。
红蜻蜓上市后,有个最大的特点,那就是股东多,且不少是全国直营店的店长(经理),也包括部分公司高管,其中不来自于股权激励,也有部分是IPO股改时的整合。直营店的渠道运作模式,最难的一点就是把心拢在一起,通过稀释股权,把大伙的利益绑在一块,对企业长期成长是有利的。
无家族不企业,无传承不长青,传承是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最大事。“红蜻蜓”能飞多高,关键在传承、在接力。
红蜻蜓IPO时,多少带有家族化的身影。比如,钱金波的姐夫缪彦挺及其兄弟缪彦祚、钱金波的外甥夏赛鹏;另外,钱金云的儿子钱利通,发行人董事金银宽的妻兄弟、以及金银宽的妹夫等,均是持股5%以下的股东,也是近亲属的关联关系。
红蜻蜓副总裁钱秀芬(左2)
经过“分家”事件后,王振滔与钱金波分立门户,后来两人在企业股权结构也包括发展路径上,走了不同的路。
比如,奥康王振滔,他痛感之前股权分散之弊,“股权应该非常集中,不能再分散,否则不利于决策”,于是,他把企业股权收归一人,激励高管,搞的是一套“期权”机制,不拥有公司股份,但可参与期权股的权益,按占比分红。而用人上,奥康的中高层高管,均是外人,“用最好的而不是最亲”。
反观钱金波,他更强调亲情,更愿意汇聚亲戚、朋友、乃至各地直营店合伙人的力量。上面已讲了,除了鼓励大家(也包含高管)参股,还施行股权激励,股东也从创业之初的4个,再变成10多个,甚至更多。
钱秀芬,现为红蜻蜓股份副总裁,也是钱金波的姐姐,生于1962年。她在国内经商多年,2010年7月起,担任红蜻蜓女鞋开发、采购总监。
事实上,在温州乃至浙江,姐弟创业的例子很多,比如海亮股份的冯亚丽、冯海良姐弟,他们家族的情况与钱金波家族有不少近似之处,比如家族兄弟姐妹多,冯亚丽是冯海良的四姐,为了弟弟创业,立马辞掉诸暨一家羽绒厂高管职务,到弟弟的铜业公司。如今,冯亚丽已是浙江有名的女企业家,却从不自居任何功劳,她常常笑着对人说:“弟弟是老板,我是职业经理人!”。
2015年,红蜻蜓上市
一波说关注家族企业传承,也常在文章中提及“家族化”问题,有的企业担心,当企业内部引入“自己人”(家族成员),会不会被外界看成是“任人唯亲”?其实,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,也是不合逻辑的歧见!
企业主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在企业里边存在,并不与没有血缘关系的现代企业机制相悖,关键的一条,在于是否理清“情、理、法”的管理逻辑。另外,家族成员服务于企业,能够让其成为组织效能极高的组织,很多“父子兵”、“兄弟连”、“姐弟档”成功模式,其实是家族企业组织目标的一致性、强大凝聚力和良好合作意愿等特质充分展现。
另外,如何避免“家族化治理”弊端呢?有一种好的办法,那就是责任的划分,明确各自的责任和工作职责,建立起可信度,这不仅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,也是家族企业成员之间能够默契配合的关键。
本文内容为一波说原创内容
未经授权严禁任何形式的转载和摘录发送
被“抛弃”的高跟鞋。
作者 | 池小雨
编辑丨李逸明
来源 | 野马财经
曾几何时,拥有一双好看的高跟鞋,是每个女孩的梦想之一。而如今,无论是在公交地铁还是办公场所,乃至购物商圈,已经鲜少见到女性脚踩高跟鞋的身影。
伴随高跟鞋潮流的式微,曾凭借高跟鞋打出天下的传统女鞋企业迎来巨变。就连专注于做高跟鞋的达芙妮,2021年上半年的收入,也从上一年同期的2.12亿元,暴降至0.5亿元,同比降幅高达77%。
遥想2017年,“鞋王”百丽黯然退市,达芙妮则以年均过千的数目紧急关店。以高跟鞋的失落为线头,牵出了整个传统女鞋产业在营销模式、设计观念上的思变之危。
困难当前,有的企业选择另辟赛道,多元化经营,也有企业选择顺势而谋,走向转型之路。
时间来到2022年,“达芙妮”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?
女性审美变迁,高跟鞋“不香”了?
张爱玲曾在其著作《童言无忌》里回忆:“八岁我要梳爱司头,十岁我要穿高跟鞋”。而当代都市白领则说,“当我穿着高跟鞋进机房,机房的风把我吹成了老寒腿。”
美国矫形外科医师协会和美国足踝部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,80%被访妇女感到足部疼痛,而其中74%都因为穿高跟鞋。去年7月,“乔治阿玛尼女式高跟鞋”的其中一款由于钢勾心弯曲性能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,被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服务中心缺陷产品召回部门要求召回。
这几年,变化已经明显出现——越来越多的女性不爱穿高跟鞋了。论及背后的原因,有行业分析人士指出,长期穿高跟鞋导致的健康问题首当其冲,同时当下996快节奏的职场工作,让高跟鞋的存在更显鸡肋。更重要的是,随着女性独立意识的崛起,越来越多女性不再忍受高跟鞋背后的男性审美视角。日本写真模特、自由作家石川优实曾发起过脱掉高跟鞋的#KuToo运动,向日本政府呼吁禁止雇佣者强迫女性穿高跟鞋,请愿活动收集到2万多个署名提交至日本厚生劳动省。
当女性不再热衷于高跟鞋,曾经倚赖女鞋为生计的传统鞋业该何去何从?
女鞋失落,传统鞋业面临冰封
博主冷暖暖写道:“大概是2015年以后,我放下了对好看的执念,开始追求舒适和方便,每年买两双运动鞋,一年四季都穿着,健步如飞。”
2015年,是一个节点。
以曾多年蝉联“内地女鞋第一品牌”的台资女鞋集团达芙妮为例,自2015年起近五年内,其年均关店数目高达1256家。这期间,达芙妮分别实现营收83.8亿港元、65亿港元、52.1亿港元、41.3亿港元和21.3亿港元,分别亏损3.79亿港元、8.19亿港元、7.34亿港元、9.94亿港元、10.7亿港元。
2020年,达芙妮决定关闭所有线下店铺。那时,相比历史最高峰,达芙妮股价已经累计暴跌98%,公司总市值也从巅峰时期的190亿港元跌至仅剩3.5亿港元。
另一女鞋品牌红蜻蜓也未能幸免。2015年上市以来,红蜻蜓门店一直处于边开边关的状态,截至2018年,门店数量比上市当年减少5家,但实际上,红蜻蜓门店已经经过了一轮大换血。2015-2018年,红蜻蜓门店分别关闭门店483家、672家、600家及469家,4年中累计关闭门店2224次,平均每天关闭1.5家。
而曾经占领百货商场女鞋品类半边江山的百丽集团,在营收增长连续2年放缓至2%附近,净利润甚至出现负增长之后,于2017年7月27日下午4点,被港交所注销,一代鞋王黯然退市。
高跟鞋失落的风潮不仅发生在国内。美国市场研究机构零售追踪数据称:2017年全美女性运动鞋销售额增加37%,高跟鞋销售额同期减少11%。其中,鞋跟高度在7.6厘米及以上的高跟鞋销售额下滑最快。
至今,传统女鞋发展受困的局面依然存在。女鞋品牌星期六财报显示,截至2021年前三季度,公司归母净利润-1.46亿元,同比下降28.77%;扣非净利润-1.52亿元,同比下降35.29%。
“消费者需求变化导致市场将呈现哑铃型增长,消费两极化趋势明显,高端品牌和中低端品牌增速快,而大量的中间品牌则明显下滑。”华经产业研究院《2020年中国女鞋市场分析报告》指出,近年来,受奢侈品市场整体带动,设计感强的轻奢和洋牌女鞋增速较高,而随着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强、购买诉求更加丰富且理性,奢侈品将渐渐让位于价格合理的高端设计性品牌。同时,由于消费者时尚搭配意识增强,重款式的平价女鞋品牌近年来发展迅速。众多本土品牌在中低端档内竞争激烈,集中在产品的时尚度与性价比维度上展开争夺。
高跟鞋厂商之“痛”
相比高跟鞋的落寞,受近年健康生活意识驱使,运动健身人群不断壮大,运动鞋品类备受追捧。根据安踏集团2021年二季报显示,安踏本品牌零售金额相较去年同期增长35%-40%;在整个2021年上半年,这一数字也同比增长35%-40%。此外,随着女鞋的类型不断细分,如老爹鞋、帆布鞋、乐福鞋等热销也在瓜分传统女鞋市场。
令人唏嘘的是,十年前为了专注发展女鞋,达芙妮曾放弃了运动鞋服品牌的代理,这之中,就包括Nike和Adidas。而如今,运动风依然是备受欢迎的品类,百丽旗下的滔博运动甚至再度上市。
此外,新秀的崛起也给传统女鞋企业施加了压力。例如:一年完成两笔融资的高跟鞋品牌“7or9”。于2018年12月正式运营产品的“7or9”,在2019年9月完成由坚果资本独家投资的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后,2020年7月再次完成由众晖资本独家投资的Pre-A轮融资,金额达数千万元。
值得注意的是,“7or9”与中国传统鞋企不同,其发迹于线上渠道。公开资料显示,“7or9”品牌90%以上的营收皆来源于线上,起步之初依靠200多个微信群(200-300人)的私域流量以及电商平台的推广走入大众视野。
而这恰恰是传统鞋业的痛点。传统鞋业品牌多以线下零售店为据点,线上业务是短板。以红蜻蜓为例,据长江商报记者统计,红蜻蜓的销售有超过8成来源于线下销售。
行业分析人士指出,随着电商平台的崛起,传统鞋业不得不走上线上这条线,但思维并未跟上潮流,导致布局一错再错。以达芙妮为例,在京东、淘宝、唯品会等电商平台如日中天的时候,达芙妮选择和百度共同投资电商平台耀点10。凭借低价策略,耀点100在发展初期维持了几个月的良好发展势头,但融资很快烧光,继续“烧钱”甚至拖累到达芙妮电商部门整体,后者的电商业务在媒体报道中一度“陷入停滞”。此后,达芙妮在电商混战中败下阵来,并在2015年迎来首次亏损。
线上失利之后,达芙妮又将产品定位高端路线,将商场专柜视为销售重地,线上渠道沦为达芙妮清理库存的工具,其网店内几乎是365天都在甩卖过季产品。这不仅让品牌形象大大跌损,达芙妮也随之一蹶不振,并于2015年陷入10年来的首次亏损。
“产品设计的陈旧落后,让包括达芙妮、百丽在内的很多女鞋在经过了多年沉淀后却仍然没有自己的经典款。”行业分析人士指出,女性针对鞋类的审美迁移固然对整个女鞋行业带来冲击,不过以此为线头,牵引出的深层次的原因依然是传统鞋业因循守旧,无论是产品还是销售模式均跟不上时代发展所致。高跟鞋被抛弃是表象,传统鞋业真正需要的是思维和营销模式上的转变。
转型之路,多元化经营&品牌求新
困难当前,传统鞋业开始了转型的漫长求索。
有的企业开始弱化女鞋业务,转向多元发展。以星期六为例。2010年-2016年,星期六业绩持续低迷,出于战略考虑,2016年年初,星期六将公司名称“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”,此后星期六开始加大对互联网业务的投入。并于2019年,收购了遥望网络,发展互联网广告投放、社交电商服务等业务。截至2021年上半年,遥望网络销售GMV(电商成交额)实现约36亿元,约为去年同期的四倍。
也有选手死磕鞋业赛道,并重新找回上升曲线。例如红蜻蜓在2020年积极尝试营销新模式,通过创始人直播,传播品牌主张;通过品牌代言人直播,吸引粉丝流量;通过头部网红直播,带动爆款销售,线上拉新,线下门店体验引流,实现线上线下营销共振。其2020年年报数据显示,红蜻蜓线上渠道销售占比由2019年的23.7%提升至2020年的30.8%,全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12.68%,其中下半年线上销售额比上半年增长73.2%。
旗下拥有众多女鞋品牌的百丽,开始致力于持续打造出让年轻人尖叫的产品。在品牌的内涵、形象、传播等方面,根据年轻人的需求、喜好做了很大升级。譬如将原来的百丽红logo升级成为简洁利落的全黑酷雅logo,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和态度。同时在对外形象上,通过官宣李宇春为新代言人,也让消费者感知百丽不断创新、改变的品牌内涵。同时,百丽积极打造爆款,其爆款“鲸鱼鞋”,在2020年618期间共销售超50000双,助力百丽官方旗舰店成为天猫时尚鞋靴品类第一。
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,行业分析人士指出,女鞋依然是刚需市场,只是如何抢回自己的蛋糕,不只是将鞋跟从7厘米降低至3厘米而已。在突破思维局限后的传统鞋业,依然还有可开辟的天地。
你和身边的朋友经常穿高跟鞋吗?留言区聊聊吧。